1925年，一本書決定了美國賓大建筑學院留學生梁思成的人生志向。書是梁啟超寄來的，名字叫《營造法式》。它是北宋著名建筑學家李誡編寫，皇帝下詔頒行的一部建筑規范。梁啟超在給梁思成信中寫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朱桂辛校印莆竣贈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朱桂辛是中國古建筑、髹漆、絲繡等門學術研究的奠基人。梁思成十分驚喜，但很快陷于苦惱。因為這部巨著如同“天書”，無法看懂。

奈良法隆寺是日本的國寶，也是日本學者的驕傲。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斷言，中國不存比法隆寺更早的、唐代及以前的木構建筑，要看唐代木構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當中國學者準備對全中國古建筑進行研究之時，日本學者認為我們沒有實力進行田野調查，想要代勞。

這使中國學者大為憤怒。梁思成一行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打破了日本對中國最古壽木構建筑的斷言，用實力告訴全世界，中國學者也可以有所作為。佛光真容禪寺更是打破了日本對中國沒有唐代木結構建筑的說法，震驚了世界。

1928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人前往東北大學任教，他們依照母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模式，創建了東大建筑系的課程體系，并增設了《中國宮室史》《東洋美術史》等課程，為的是把東西方的營造方法并重，培養具有中國建筑審美標準的建筑師。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梁思成回到北平。這一次又到了他事業選擇的路口。

要說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有不少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建筑師，那時中國的建筑業很是熱鬧，這些留學歸來的建筑師，有知識有能力，從事建筑行業的話，生活會過得很不錯，因為收入很高。

而梁思成跟其他人的選擇不一樣，他立志要從頭開始，研究中國的建筑歷史，創建中國建筑學體系。

這主要是因為：

一是，我們知道，梁思成回國后去東北大學任教，用的課程體系還是借鑒母校的，中國建筑雖有千年歷史，但是中國歷來朝代更替的時候，新一代的帝王會銷毀上一代的遺跡。所以，中國的建筑基本是靠工匠口口相傳，一代代傳下來的，很少有文字記載，更沒有自己的建筑學和建筑教育。

二是，梁思成在留學的時候，學到是西方建筑史，在人家那里，各個時期的建筑，都能追溯到起源，都被嚴謹地整理記錄了下來。而中國建筑的歷史記載，完全沒有。這么一對比，中國建筑上的空白，需要有人去填補。

三是，國外一些著名的學者，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然后出版的有關中國建筑的著作，極大地推動了漢學在西方的發展。這說明什么，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瑰寶還一無所知，但是外國學者已經開始研究了。到中國學者去研究的時候了。

這其中，最令中國學者有危機感的，當屬日本的學者。

19世紀，西方學者描繪的世界建筑體系大樹，日本和中國不過是旁枝末節。這讓日本學者大為憤怒，他們認為自己國家建筑的發展程度，跟西方的建筑發展程度是同一水平的，他們要拿出證據證明。

日本的古建筑，是師承中國唐代建筑術的。于是，就有日本學者來研究中國建筑。比如，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時候，日本建筑學之父伊東忠太來到了中國，非常便利地詳細實測了紫禁城，同行的攝影師則進行詳細的拍攝。

此后伊東忠太數次來到中國，進行全面的建筑考察，當時的建筑設備沉重昂貴，考察時，伊東忠太更多地是用圖文并茂的考察日記，生動地記錄了在中國大江南北的見聞。

中國建筑的意義和價值還都沒有被自己認識到，國外的學者就已經出了相關的著作。像伊東忠太，1925年結束在中國的考察，并完成了他的中國建筑史寫作。日本學者的介入，日本學者對中國建筑更為精細的研究，讓中國學者有了危機感，我們自己的東西可能要被人全拿走了。

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的開幕典禮上，伊東忠太被邀請到場，開幕式上，伊東忠太發言說，要完成這項大事業，不用說，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但是我們日本人也覺得有參加的義務，因為日本建筑的發展，從你們的建筑上學到了很多，我建議，你們以調查文獻為主，我們以研究遺物為主，我們一起合作進行中國建筑的全面研究工作。

那時，我們國家還沒有考古學，沒有田野調查，沒有掌握專業攝影以及測繪技術的人員，日本學者認為中國學者承擔古代文獻的梳理工作，他們負責獲得第一手資料的實地考察工作。

其實，一句話說到底，就是認為我們沒有實干能力，紙上談兵即可。所以，提出了你們負責調查文獻，我們來實地考察。

但是，對于研究古建筑，就像梁思成所說：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后盾，研究古建筑，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今天的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位日本學者的別有用意。那時這樣的說法，大大刺激了梁思成。30歲的梁思成立志要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建筑史。

1932年，梁思成跟弟弟梁思達以及社員邵力工，前往薊縣調查獨樂寺，經過考證，明確了獨樂寺是遼代木構建筑。測繪的詳圖和報告，隨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的發表，立即引起中外學界的極大關注和震動。

對此，建筑學家傅熹年后來評價說：“通過精密測繪并與《營造法式》印證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設計規律的過程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這方面開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處女作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歐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過形式深入探討古代建筑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人當時對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梁思成一行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就取得了這樣的成就，打破了日本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實力考察研究的論斷，日本學者再也不提代勞實地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事了。

當時，日本學者以有中國唐代的木建筑，也就是距今有1300多年的奈良法隆寺為莫大榮耀，他們宣稱中國境內最古老的木建筑，是比法隆寺晚了200多年的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并斷言中國境內找不出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木構古建筑。

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內心始終堅信，在我們中華大地上，一定有這樣的建筑存在。經過幾年的野外考察，他們調查了190多個縣市，實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詳細測繪的建筑有206組，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但是，一直沒有找到，難道想看唐代的木構建筑就只能到日本嗎？

1937年6月，梁思成受敦煌壁畫上的大佛光寺啟發，與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四人，開啟了山西五臺山之行。最終，他們找到了佛光真容禪寺，梁思成說：“瞻仰大殿，咨嗟驚喜”，可見當時的欣喜之情。

接下來，開始尋找證據。“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周。”（梁思成）

三天后，林徽因發現了大梁上的“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接著找到了確認佛光真容禪寺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的證據。梁思成在日記里說，“這是我從事古建筑調查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再一次，中國學者震驚了全世界，佛光真容禪寺的考察，也打破了日本否定中國沒有唐代木構建筑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