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之美——2018年度大展“中國古代圖書裝潢藝術(shù)”

上海圖書館2018年度大展“中國古代圖書裝潢藝術(shù)”，將于11月份揭幕。古代圖書的裝潢不僅僅是一門技術(shù)，也是一門藝術(shù)，是評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個重要依據(jù)。古代圖書裝潢具有不少值得欣賞與借鑒的藝術(shù)形式與內(nèi)涵，但許多人因為不容易接觸到高級別的文物原件，對此沒有直觀的認(rèn)識。

本次大展，將展出明清以來知名收藏家項元汴、黃丕烈、龔心釗、吳湖帆等裝潢的珍貴典籍，文獻(xiàn)品類涵蓋佛經(jīng)、書籍、碑帖、尺牘，裝池形式包括線裝、蝴蝶裝、經(jīng)折裝、冊頁裝、卷軸裝等，讓人們有機會從這個特定的視角了解古籍之美。目前，重量級展品已陸續(xù)公布，每一件都堪稱是上海圖書館的鎮(zhèn)館之寶。

蝴蝶裝，宋代流行的書籍裝潢樣式

據(jù)上海圖書館2018年度大展學(xué)術(shù)顧問陳先行介紹，古代圖書的裝潢不僅僅是一門技術(shù)，也是一門藝術(shù)，是評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個重要依據(jù)。在第一部官修善本書目——《天祿琳瑯書目》中，便明確記錄了以不同質(zhì)地色彩的材料裝潢不同版本級別古籍的情況，說明圖書的等第越高，裝潢的檔次也越高。比如，宋代流行的一種書籍裝潢樣式是蝴蝶裝。

具體做法是，把書頁依中縫將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對折，各頁中縫對齊粘在一張裹背紙上，然后再裝上書衣。真正的宋裝今天已難能見到，蝴蝶裝的樣式，主要通過“黃裝”來了解。“黃裝”是指清代著名藏書家、版本學(xué)家黃丕烈裝潢的書。黃丕烈凡得到宋元舊本，往往用蝴蝶式重新裝池，書林俗稱“黃裝”。

本次展覽將展出的一部宋刻孤本——《重雕足本鑒誡錄》，是“黃裝”的一個樣板。這是五代后蜀何光遠(yuǎn)纂輯的一部書，匯編唐、五代有關(guān)政事的故實。從書上留下的痕跡來追溯，它在明代曾經(jīng)是大收藏家項元汴的齋中之物。清初，朱彝尊、王士禛、曹寅等大名家曾經(jīng)過眼，最后黃丕烈以高價將其買下，每頁花去銀子四錢六分。書到手后，黃丕烈對它進行了重裝，并在題跋中詳細(xì)記錄下了具體做法。

大致意思是：這書原先是項氏天籟閣裝的，在破損處補綴的都是明代的白紙，與宋本舊書頁顏色配不上，所以自己在重新裝潢這書時，特地用儲存的宋代舊紙?zhí)鎿Q了明代的白色紙，只是裁切保留了項元汴鈐蓋收藏印的部分，所以才會有整幅黃色的背景上出現(xiàn)兩小方白色的“奇觀”。除此之外，黃丕烈還專門用宋代金粟山藏經(jīng)紙制作了書衣，并為此書訂制了織錦函套和楠木書匣。在黃丕烈之后，該書又傳到了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手里，成為著名的翁氏藏書中的一部，堪稱國寶。

《重雕足本鑒誡錄》

蘇東坡詩中的“硬黃”，是敦煌寫經(jīng)常用的紙張

在古代圖書裝潢中，手卷也是一種常見的形式，通常也叫作卷子。它的裝法是將書頁粘連成長幅，在尾部裝上木頭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圓軸，然后從左到右將紙幅卷成一束收起，閱讀時則自右向左逐漸展開。卷首背面裝上絲織的裱頭，收起時將全卷包住，即所謂覆背，系以絲帶，以玉別固定，既起保護作用，又有裝飾效果。

展覽中將亮相的《六朝唐人寫經(jīng)殘字卷》，是敦煌散出的遺物，十分珍貴。它由兩頁佛經(jīng)寫本的殘頁合裝而成，自右向左逐漸展開，手卷的引首是吳昌碩所題“石室鴻寶”四個字。緊接著是清末民初地位極高的大詞人鄭文焯的題記，大意是說這兩頁佛經(jīng)中的第一頁是六朝人書寫的《妙法蓮花經(jīng)》，古茂有拙氣。第二頁是唐朝人寫的《摩訶波羅密經(jīng)》，則宕逸有致。它們都出自敦煌石室，雖然是殘頁，仍然是難得的寶物，點明了吳昌碩題辭的含義。

值得一提的是，它們不僅傳遞了那個時代的書法之美，而且是研究造紙史的可貴實物。據(jù)卷尾大名鼎鼎的“揚州大方”方爾謙的題跋，前一頁白色紙是六朝寫經(jīng)紙，質(zhì)地堅韌緊致；后一頁深黃色紙，軟薄加光，是有名的“硬黃”。所謂“硬黃”，是用黃蘗染色，再加漿或涂蠟使之光澤瑩滑，且能防蛀久藏，敦煌寫經(jīng)常常用硬黃紙。蘇東坡詩“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說的就是這種紙。

“手卷”是卷軸裝中的一類，與之相應(yīng)的還有掛軸，又稱立軸。通常情況下這是書畫的一種裝潢形式，不過，大量金石拓片、少數(shù)尺牘甚至?xí)撘灿斜谎b成這種樣式的，比如本次展覽將要展出的王國維題跋《后漢書郡國志》殘頁，就裝成了掛軸。

古籍附屬的書具修復(fù)工作不容忽視

另一件備受關(guān)注的展品，是經(jīng)折裝的宋拓碑帖《九成宮醴泉銘》。經(jīng)折裝，即將整幅長紙按一定寬度加以折疊，然后再在前、后（上、下）加裝木版或織錦面的封面、封底，使成書冊。本次展出的這部北宋拓本，先后由明清之際當(dāng)過三朝宰相的黨崇雅、清代道光年間兵部尚書初彭齡、嘉慶年間內(nèi)閣學(xué)士翁方綱等人遞相收藏。到1934年，收藏家龔心釗花了六千大洋將其買下，并重裝了該碑帖。

《九成宮醴泉銘》

極為難得的是，龔心釗盡可能地保存了原來的材料和面貌。首先，原書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緙絲，雖然多有磨損，但重裝時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補綴，基本保存了宋代緙絲的原貌。其次，碑文四邊的舊裝宋紙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第三，原書的背頁因為年久脫落，重裝時用儲蓄的宋軟黃紙、貴州楮皮紙各一層進行了加褙。

最后，加固舊裝的明代提花緞如意紋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軟堅韌的鹿皮。為了裝好這部書，龔心釗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儀堂招到上海，完工之后，特別讓王儀堂題寫了一張名條，粘于書背。在古籍裝潢中，裝工留名是很少見的，這可視為一種特殊的褒獎。

陳先行指出，從此次展覽可以看出，完備意義上的裝潢除圖書的裝訂外，還十分重視書籍裝具如函套、書匣、書箱等等的設(shè)計與制作。遺憾的是，如今古籍修復(fù)的主要關(guān)注對象是書籍本身，對附屬的書具一直有所忽略，以至很多材料、樣式都非常珍貴的原配書具破損卻無人過問。這是目前古籍修復(fù)工作中的一個盲點，亟待業(yè)界加以重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