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
2020年9月2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河北康保興隆遺址等5項重要考古成果。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出席會議。
會議聚焦新石器時代重要考古新發現。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年代距今8500－5200年，初步建立起壩上高原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是我國北方地區較早的定居性聚落，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是目前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炭化黍實例之一，是中國北方地區粟黍馴化和旱作農業起源的重要證據。
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國沿海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考古發現食物儲藏坑、露天燒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區等，出土豐富的海生貝殼、漁獵動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顯示出濃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國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環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工作重點確認宮城內最大宮殿建筑ⅠFJT3，面積近8000平方米，是迄今發現史前時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發現2座宮殿及其附屬建筑、庭院和疑似廊廡遺跡，整體布局規整、結構復雜，應為中國古代宮室形態的源頭，進一步提升了陶寺都邑的性質與內涵，對推動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國等重大課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考古工作歷時6年發現、確認譚家嶺城址、印信臺大型祭祀區、譚家嶺高等級斂玉葬、三房灣專業制陶作坊等重要遺址區，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間石家河遺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變過程，為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宏觀結構與組織分層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進一步揭示了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專業化與社會分層化的總體趨勢。
石峁遺址周邊石城聚落調查取得新進展，新發現龍山時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區黃甫川、佳蘆河等黃河一級支流流域，面積從從數千平米到400萬平米不等，規模差異明顯，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約60萬平方米，屬于石峁文化的二級聚落，發現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鮮明、器物組合典型、等級區分明顯，彌補了石峁遺址墓地被嚴重盜掘的缺憾，填補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2020年8月國家文物局印發《“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申報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立足新時代、新使命，堅持學術引領，強化頂層設計，重點實施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關鍵領域考古項目，將以持續、系統的考古工作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和寶貴價值的認識，為新時代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定文化自信做出新的貢獻。
五項重大項目考古工作成果介紹
河北康保興隆遺址
興隆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照陽河鎮興隆村東南，地屬長城以北冀蒙交界的壩上高原。遺址坐落于季節性河流賽圪垯溝西岸一低山南側緩坡上，面積約1萬平方米，海拔1410米。該遺址于2016年壩上地區區域系統調查時發現，2018-2019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遺址進行正式發掘，發掘總面積約1100平米。2018年度田野工作初步弄清遺址面積、堆積類別與分布情況、絕對年代范疇等，發現一類以圓形（或近圓形）房址和圓坑墓為代表的遺存。2019年度田野工作一方面繼續清理前次發掘尚未清理完全的部分房址，了解房屋建造、使用與廢棄過程。此外，還解剖了遺址外圍的一條“壕溝”，了解其性質。與此同時，我們展開了多學科分析與研究工作，從動植物遺存、碳十四測年、C、N穩定同位素、人骨古DNA、古環境地貌等角度，協同解決遺址的文化性質、生業經濟、環境景觀以及可能的文化發展與人群演變等問題。
興隆遺址主體堆積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初步判斷，其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至少可以分為四期：第一至第三期的年代距今約8500-7000年，揭露的遺跡以房址居多，還有一座室內葬合葬墓，出土遺物中石器以大量磨盤、磨棒、打制石器和細石器為主，陶器以尖圜底釜、筒形罐和板狀器為代表，麻點紋盛行，此外還有精致的骨角牙蚌器，以骨柄石刀和小裝飾品為主；第四期遺存年代距今5800-5200年，遺跡主要以類“灶”石圈、細石片堆和圓坑墓為代表。此期遺物以圓坑墓隨葬品為主，骨角牙質的小裝飾品為代表，其中微型石珠和馬鹿牙串飾較為特殊，后者常見于舊石器時代以來的歐亞草原地區。遺址一至三期出土動物骨骼數量巨大，初步研究顯示，有牛、鹿、羊、馬、豬、狗、鳥、兔等，其中牛、鹿比例較大，還有少量魚骨。動物種屬與年齡的季節性表征，為論證該遺址為常年定居聚落提供了證據。遺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植物遺存，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國目前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的黍類遺存之一（約7700BP），為探討黍的馴化與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
興隆遺址堆積復雜，發現了大量能反映其獨特文化面貌的出土遺物，其第一至三期遺存及周邊其他同類遺址代表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具有填補壩上地區史前考古空白的價值。發現了排列有序的房址，長期沿用，反復擴建的居住特點，結合室內葬的發現，為全面探討聚落組織，信仰習俗等創造了條件；遺址上發現了豐富的動植物遺存，為探討此特殊環境地帶農業的發生及當時生業結構，為復原當時的環境均提供了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資料價值。
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
井頭山遺址位于浙江余姚三七市鎮，臨近河姆渡遺址和田螺山遺址，2013年10月發現，文化堆積以海洋軟體動物貝殼為主要包含物，埋藏深度達5～10米，總面積約20000平方米。2019年9月～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對遺址進行主動性發掘。
考古發現村落居住區外側活動臺地、廢棄物傾倒區、食物和工具加工區以及灘涂區等聚落要素。有露天燒火坑、近海岸的食物儲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區等遺跡。出土大量遺物，分為人工制品和動植物、礦物遺存兩大類。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貝器、木器、編織物等，達300多件。動物遺存中包括海生貝殼和漁獵動物骨骸。植物遺存中最多的是廢木材和儲藏坑中的麻櫟果、橡子等；礦物遺存以膠結牡蠣殼的大量碎塊礁石為主。
井頭山遺址的發掘是中國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對研究中國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環境變遷研究具有重大價值。
1、經國內外多家實驗室碳十四測定，井頭山遺址的年代距今7800～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出土遺物與河姆渡文化器物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明顯差異，在紋飾、制作工藝及生業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鮮明個性。該遺址的發掘對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與跨湖橋文化的關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譜系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2、井頭山遺址埋深5～10米，這是迄今浙江和長三角地區首個沿海貝丘遺址，也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遺存包含濃厚的海洋文化因素，對研究中國海洋文化起源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3、井頭山遺址發現和發掘，為全新世以來環境變遷，海侵時間、過程、中國古海岸線發展演變及中國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人地關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難得案例，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坐標，也是海洋環境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4、井頭山遺址考古，基于深埋文化堆積的野外發掘，在工作模式和技術路線方面進行了積極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開展特殊埋藏環境條件考古發掘的一次成功嘗試，對于中國沿海地區海相沉積環境下的史前遺址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有著明確的功能分區，其中宮殿區作為一處大型都邑類遺址最為核心的功能區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區域，也是陶寺遺址都城性質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自2013年至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持續對陶寺遺址疑似宮城城墻進行解剖發掘，歷時5年逐步確認了陶寺遺址近13萬平方米宮城的存在，并較為全面地揭露了南東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
2018年至2019年度的發掘工作重點是全面揭露宮城內最大面積的宮殿建筑ⅠFJT3。發掘總面積288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獲。
發掘確認了三排柱網結構的大型宮室建筑（編號D1）的規模、結構、年代等問題。該宮室建筑臺體約520余平方米，基址之上殘留有三排18個柱洞。柱洞直徑一般40厘米左右，柱坑多為圓形或橢圓形，直徑在0.8~1.2米。柱洞底部均有柱礎石，有些礎石周邊填有石塊。大型宮室建筑D1以北也發現有夯土基礎，被破壞嚴重，然基礎非常明顯。另外，殘留有3個疑似柱礎，已露出柱礎石。值得注意的是，兩處疑似柱礎之間的對應距離約11.5米，與D1柱礎南北間距基本相等。該宮室建筑是否存在還有待進一步發掘確認。
宮室建筑D1以東近2米處發現一座大型房址，編號F37。F37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10.85米，南北露出長度9.65米。房址為地面建筑，帶有圍墻，墻寬0.65米~1米之間，挖有深約30厘米的基槽，墻體殘高8~12厘米，黃花土，較純凈。南墻中間開門，門道寬約1.6米。房址地面為燒烤地面，較為堅硬，并非常見的白灰皮地面。房址建筑于ⅠFJT3夯土基址之上，位于大型宮室建筑D1之東，并與之同時，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推測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續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階段。其性質或功用特殊，可能為宮室建筑D1的附屬建筑。
在F37的東南新發現一座小型房址，編號F39。平面為圓角方形，長約7.2，寬7米，墻寬1~1.2米。門址朝西。室內為白灰皮地面，中間位置見有方形灶面。房址西北角放置有7塊牛肢骨。F39地面之上發現一件銅器殘片，器形難以判斷。F39與F37大體同時，F37室內面積小，墻卻較厚；門向西，似乎有意朝向F37。此外，室內發現集中擺放得牛腿骨。推測其性質或功用特殊，可能也是宮室建筑D1的附屬建筑，類似儲藏室。
在F39以東新發現4個排列有序的柱洞，且與D1南排柱洞在同一條東西線上，具體不明，但線索重大，有待發掘。
此外，發掘進一步弄清了ⅠFJT3的東邊緣線和東南拐角，為全面廓清其整體面貌打下了基礎。發掘表明ⅠFJT3東南拐角為弧形拐角而非直角，其外或為生土，或為偏早的灰坑；其內為較為明顯的夯土板塊發掘還發現了一些重要遺存，如人頭骨坑H235和水井H236等，在F37以東夯土中出土一件銅璧形器，十分罕見。
陶寺遺址宮城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發掘取得重要收獲，意義重大。第一，發掘進一步確認了宮城內面積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宮殿建筑ⅠFJT3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時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第二，該建筑基址之上發現有2座主殿、東側附屬建筑、中部庭院、東部疑似廊廡等等，其結構復雜，布局規整，史前罕見，當為中國古代宮室形態的源頭。第三，該建筑基址延續使用時間長，顯示出特殊的功用，或為“殿堂”一類建筑。第四，建筑基址之上的主殿D1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總之，陶寺遺址宮城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發掘與發現，對于中華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具有推動意義。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為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的布局結構、探討石家河遺址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湖北省天門市博物館三家聯合組成石家河考古隊，對石家河遺址群及外圍9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了系統勘探，相繼在石家河遺址群的印信臺（2014-2016）、譚家嶺（2015-2016）、三房灣（2015—2017）、嚴家山（2016）、朱家墳頭（2017）、蓄樹嶺（2018）、羅家柏嶺（2018）、周家灣（2019）等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共計發掘面積6212平方米，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在重大發現方面，以譚家嶺大型城址、印信臺大型祭祀場所、譚家嶺高等級斂玉葬、三房灣專業制陶作坊等揭示成果最為矚目。
譚家嶺古城的發現及年代的確認，表明大約距今5500左右（即油子嶺文化晚期），漢東地區的文化中心已從東南緊鄰的龍嘴轉移至石家河，其形成的背景當與油子嶺文化晚期的強勢擴張有關。譚家嶺古城城垣內面積達17萬平方米，遠大于同時期同文化性質的城頭山Ⅱ期城址及其他遺址，是石家河作為長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開端，也是后來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礎。
印信臺大型祭祀場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黃土臺基，在臺基周圍還發現多組套缸遺跡及100多座含甕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遺跡，是迄今長江中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祭祀場所。陶器成分分析顯示，這批套缸來自于大約五個不同生產場所，且從形制、紋飾及缸上的刻劃符號可作大致區分，表明祭祀活動是不同的人群共同參與的結果，是社會意識形態走向強化及制度化的表現。
譚家嶺高等級斂玉甕棺的發現，填補了過去在斂玉葬等級劃分上的中間缺環。大致說來，W9代表了目前已發現的最高等級，玉器組合中包含了神人頭像，級別與肖家屋脊W6相當或略高。第二等為包含有人頭像的W8，第三等為不見人頭像而僅有動物造型（虎、蟬常見）的W4、W3,第四等為僅見蟬的W7，第五等為配飾，第六等僅見少量邊角料或無玉器，過去在肖家屋脊多見，嚴家山為數不多的隨葬有少量玉器及邊角料的甕棺也當屬最低等級。
三房灣遺址揭示的陶窯、黃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遺存多與制陶有關，同時還發現數摞陶杯套疊燒結的現象，顯示出制陶作坊的典型特征，結合出土的數以萬計的紅陶杯殘件分析，可以認為這里是一處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燒制紅陶杯為主的大型專業窯場。
除上述四個遺址以外，朱家墳頭、蓄樹嶺、羅家柏嶺、周家灣等遺址的發掘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朱家墳頭揭露了一片從屈家嶺文化早期延續至晚期的一片小型家族墓地。蓄樹嶺遺址清理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與居址相關的房基、灰燼層、燒土堆積、灰坑、灰溝等遺跡。羅家柏嶺遺址揭露了一處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黃土堆積臺基。以上發現為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的宏觀結構與組織分層提供了堅實的支撐，表明了遺址群存在功能區劃，同時揭示了生產專業化與社會階層化的總體趨勢。
從石家河歷年的發掘來看，與此前的石家河文化相比，石家河遺址群后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圍并未縮小，只是堆積整體偏薄，遺存數量減少，而從蓄樹嶺豐富的堆積及東南部的遺址數量驟然增加等情況來看，推測遺址的中心區域發生了位移。而以譚家嶺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發現，表明后石家河文化階段，文化發展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多元融合與中興強盛的態勢。后石家河文化階段的聚落中心與文化格局仍是今后發現與研究的重大攻關課題之一。
陜西石峁文化及寨山石城遺址
石峁周邊龍山時代石城聚落的調查和發掘是石峁大遺址考古工作和“考古中國”重大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目前，詳細調查龍山石城20余座，涉及榆林地區黃甫川、石馬川、窟野河、禿尾河、佳蘆河等黃河一級支流。從目前發現來看，石城是石峁文化的典型聚落特征，規模差異明顯，從數千平米到400萬平米，體現了石峁王國內部的聚落等級分化。府谷寨山石城便是在上述學術背景下發現和確認的。
府谷寨山石城位于陜西省榆林市府谷縣田家寨鎮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地處石馬川中游，城內面積約60萬平方米，東南距黃河約25公里，西南距石峁約60公里。除石砌城墻、馬面、核心臺基外，寨山石城最為重要的發現是21座石峁文化墓葬。這些墓葬等級區分明顯、形制特征鮮明、器物組合典型，彌補了石峁遺址墓地被嚴重盜掘的缺憾，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
2016年夏，清理了南部石砌城墻外立面，清理長度約60米，發現兩處保存較好的馬面，初步了解到寨山石砌城墻的年代、結構和砌筑方式。試掘廟墕地點時發現了一座較大的豎穴土坑墓，雖被盜擾，但壁龕內的隨葬器物組合完整、器類典型，為找尋寨山石城龍山時代墓地提供了重要線索。2019年底，接續廟墕地點的重要線索，又發現了幾座龍山墓葬。
截至目前（包含2019年底的發現），廟墕地點共清理石峁文化墓葬21座，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多為東西向，根據葬具、壁龕及殉人情況可分為以下四類：一類墓有木棺、有壁龕、有殉人，共3座。墓主葬于木棺內，仰身直肢，身上一般隨葬3至4件玉器。殉人位于墓主左側棺外，側身面向墓主，殉人身上有砍砸痕跡。墓主與殉人身上均涂抹朱砂，身下有白色鋪墊物。墓主右側坑壁上有一饅頭形壁龕，壁龕內一般放置5件帶石蓋陶器，陶器組合常見喇叭口瓶、斝、深腹盆、小罐或壺，另外壁龕內還放置1至2件細石刃。此類墓葬規模最大。二類墓有木棺、有壁龕、無殉人，共4座。均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壁龕位于墓主左側坑壁上，壁龕內均放置豬下頜骨，多者10件，少者1件，經初步鑒定為家豬。三類墓有木棺、無壁龕、無殉人，共7座。均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部分墓主身上發現紡織物痕跡。四類墓無木棺、無壁龕、無殉人，共7座。均為單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和側身屈肢兩類，以仰身直肢葬為主。此類墓葬規模最小。以上四類墓葬等級區分明顯、形制特征鮮明、器物組合典型，彌補了石峁遺址墓地被嚴重盜掘的缺憾，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是對石峁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補充。
另外，廟墕地點還發現一些房址、灰坑等石峁文化遺跡，出土了一批典型陶器、石器、骨器，特別是墓地周邊發現的“灰坑葬人”現象，或與墓地葬儀或祭祀有關，值得進一步關注。
“綴點成面、織縷為絹”。近年來，石峁周邊龍山石城考古調查，府谷寨山、榆林寨峁梁石城聚落發掘研究，為研究石峁文化和構建石峁王國提供了基礎性考古材料，為深入探討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提供了基礎性研究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