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七十年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的價值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是在特殊時期、特殊條件下文物保護的一次特殊實踐，在中國現代文物保護歷史中具有重要影響，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1.這一測繪活動是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具體體現。面對日寇入侵、國難當頭，一些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拿起武器，奔赴前線，但同樣迸發出抵抗外敵、保衛祖國的愛國激情。著名學者、營造學社會員朱偰先生在所著《北京宮闕圖說自序》中說，“夫士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存故都文獻于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正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國民政府和專業人士很早就開始調查測繪北平重要文物古跡，出版專著，用另一種方式為保衛祖國文化遺產做出努力。
2.這一測繪活動也是民國政府北平文物保護計劃的繼續。抗戰初期，強國御敵的國民情緒高漲，掀起“整理國故”的潮流，北平市政府迅速啟動有關文物保護的一系列行動，成立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制定北平市文物整理計劃，實施“北平游覽區古跡名勝之第一期修葺計劃”。北平淪陷后，這一保護計劃并未終止，尚未完成的“北平文整二期工程”和相關檔案事項移交日偽政權所屬建設總署（即后來的工務總署），未盡事宜繼續進行。
3.這次測繪活動承襲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和基泰工程司在北平開展的古建筑測繪，是20世紀30年代第一階段測繪工作的繼續。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參與北平文物保護計劃，曾受托對故宮大量建筑、北京的各大城門和恭王府等古跡進行測繪，后因“七七事變”中斷，留下一批珍貴資料。測繪成果后因天津大水被毀，僅部分圖紙、照片被搶救出來。《北京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收入這批圖紙。兩個時代的兩次測繪，目標有所差別。30年代的測繪以認識、研究中國古建筑為目的，更具學術特點；而40年代的測繪具有明顯的臨危搶救的性質，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應急措施，運作上更具有商業化、規模化的特點，確保在相對集中的時間段，完成如此規模的測繪任務。
4.此次測繪成果包含南起永定門，北至鐘樓的大量重要古建筑的總平面、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詳圖，完整程度空前絕后，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傅熹年先生評價說：“除忠實的歷史記錄外，這套圖紙還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尤其是永定門、正陽門前牌樓、中華門、長安左右門、地安門等一批建筑后來被拆除，這批圖成為這些消失古跡最可信的記錄，珍貴價值不言而喻。
5.北京中軸線古建筑測繪也培養鍛煉了一批優秀人才。除張镈、馮建逵等中國建筑和建筑史學領軍人物，一些參加測繪的學生也成為有影響的骨干。虞福京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對天津的城市建設做出貢獻；林遠蔭在抗戰勝利后曾主持基泰廣州分所，后去美國，曾設計香港九龍區加多利高級公寓、香港半山區圓形公寓等。林柏年后到臺灣，任臺灣建筑工會會長。李永序曾任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副總工程師，為北京市的住宅建設做出貢獻。
北京城中軸古建筑測繪
1941年至1945年，北京城正處在日偽政權的統治之下，由著名建筑師張镈先生組織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北京大學工學院建工系師生和基泰公司部分員工，用了5年時間詳細測繪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的數十座重要古建筑，為后人保留下一份珍貴的資料。
2014年，故宮博物院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聯合整理編輯了這批圖紙資料。2017年，《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群測繪圖集》正式出版發行，這一特殊時期開展的一場特殊的古建筑測繪活動終于向世人揭開神秘的面紗。
特殊時期的特殊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侵占北平。為進一步并吞和控制華北，日軍在淪陷區建立偽政權，將“北平特別市”更名“北京”，成立以王克敏為首的華北地區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后更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于南京成立的汪偽政權。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到即將蔓延的戰火可能給中國的文物資源造成嚴重破壞，遂組織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北平市則突擊完成一批北平文物的調查，出版《舊都文物略》《北平市壇廟調查報告》等專著。為保存國家實力，北平大部分學校、研究機構和著名學者向西南轉移，時年已65歲的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先生考慮到身體原因，沒有南下。
朱啟鈐（1872-1964），是北京現代化城市建設的先驅，也是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的守護者。1930年創辦中國營造學社，后兼任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技術顧問、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顧問。留守北平、身處險境的朱啟鈐，經歷了特務監視、住宅被征等迫害，依然拒絕與日偽政權合作，守護著營造學社數年來獲得的珍貴資料。他為北京城古建筑的未來命運擔憂，擔心戰火毀滅這些優秀的古代文明，希望通過測繪的方式，將這些重要古跡記錄下來，以備將來的恢復。為此，他找到了時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下屬的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局長林是鎮。
林是鎮（1893-1962），畢業于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筑科，中國營造學社社員。1935年后任北平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和舊都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技正，負責北平文物修繕工程。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設局顧問等職。林是鎮理解朱先生的擔憂，愿意促成測繪事宜，還推薦基泰工程司的張镈先生擔此重任。之所以選擇基泰工程司和張镈先生，是因為基泰工程司曾重點參與“首都建設計劃”和“大上海都市建設計劃”項目，承擔過天壇、明長陵等大型古建筑的維修工程。而張镈（1911-1999）是基泰工程司完成北平古建筑修繕工程的骨干，在古建筑測繪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張镈同意以基泰工程司的名義承擔項目。為了回避和日偽政權的關系，用“張叔農”的名字直接與林是鎮簽訂合同，因此整個項目并沒有出現基泰工程司和張镈的名字。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七十年
一封家書記錄的往事
在父親留下的大量書信中，有一封是父親大學校友孫家芳先生2001年8月15日的來信，還附了孫先生寫的《回顧六十年前的往事》和鄧萬雄先生保存的1941年6月北京故宮測繪研究所全體人員合影的復印件。在文中，孫先生回憶了他們在40年代參加北京中軸線古建筑測繪的經過，提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5孫家芳先生寫的書信：《回顧六十年前的往事》
參加第一期測繪的人員有天津工商大學建筑系林遠蔭、林柏年、李錫宸、李永序、李鳳翔、劉友鎏、單德正、鄧萬雄、徐國復；土木系張憲虞、郁彥、孫家芳。聘用技術人員葛文煥、顧傳洵、馬增昭，學徒高文銓、劉清湖。架子工是徐榮師傅父子3人，郭云錦、郭云霄昆仲專門繪制彩畫。陳喻如為會計；許致文管理文具；工作與生活地點在端門和午門之間的西朝房。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
根據需要，測繪人員分為四組：孫家芳、劉友鎏、單德正、李鳳翔測繪中軸線上故宮各門；李錫宸、張憲虞、李永序、顧傳洵測繪三大殿；林遠蔭、林柏年、郁彥、葛文煥測繪文華殿、武英殿、角樓；鄧萬雄、徐國復、馬增昭、高文銓、劉清湖測繪太廟、社稷壇、東、西華門。
書信中還提到彩色效果圖的繪制。李錫宸完成鼓樓彩色透視圖，郁彥繪制西北隅角樓彩色圖，孫家芳繪制欽安殿透視圖并由郭云錦添繪一株大樹補白。鄧萬雄主持太廟的全部圖紙，并繪正殿彩色透視圖。其中還清楚講述了每個人的業余愛好，字里行間透著年輕人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愛。雖是追憶往事，也難掩在日偽統治下保護北京古建筑的自豪和興奮之情。
父親常學詩，1943年畢業于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在建筑領域工作了一生，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但始終勤勤懇懇地為自己熱愛的事業奮斗。建國初曾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后調文化部工作，擔任過中國紫禁城學會的顧問，與故宮古建筑有很深的感情。
1944年3月，他參加了老師張镈先生負責的北京中軸線古建筑測繪項目第三期。父親個人簡歷中曾提到，參加人員有：張憲虞、鄧萬雄、李永序、林駿、劉友漁、劉友鎏、劉清湖、高文銓、葛文煥、鄭文祥、郭云錦、郭云霄、許致文（管理財務）。他與李永序編在一個小組，負責景山建筑群、天壇、正陽門等處的測繪工作，完成了景山綺望樓的全部圖紙。他們對古建筑進行測量，拍攝了現場工作的照片，按比例繪制平面、立面、剖面、細部大樣等大幅墨線圖和彩色透視圖，直到1945年底該項目結束為止。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
因為有了這一次不同尋常的經歷，使同學之間、學生與張镈先生之間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晚年。父親每年都要去看望老師，1999年父親因病住院，便派我看望住在同仁醫院的張先生。在短短的探視時間內，張镈先生幾次問到父親的病情及康復情況，可見老師對學生的關心以及他們之間的師生情誼。張镈先生去世，我替父親出席告別儀式，從告別廳出來心情很沉重，但走在長安街看到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人民大會堂、北京飯店等建筑巍然屹立，頓時感到張镈先生設計的具有時代感的建筑會永存我們心中。
故宮博物院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合作出版《北京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關于此次測繪的詳細經過，除了張镈先生的回憶記錄外，其他記錄很少，甚至連參與人員也沒有完整記錄。這封家書詳細記錄了第三期測繪人員、測繪對象和方法、工作過程等內容，對這部圖集是有益的補充，也能夠幫助人們更客觀準確地了解這段歷史，了解父輩們對古建筑保護的態度和努力。這些測繪的參與者，大多已不在人世，有些人甚至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他們的姓名，發表此文，算是對這些保護中國古建筑先行者的紀念吧！
后來的故事
1944年12月，由張镈先生總負責，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和北京大學工學院建工系師生及基泰公司部分員工參加的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歷時三載有余，完成了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的重要古建筑的實測和圖紙繪制工作，為后人留存了一份寶貴資料。測繪完竣之時，艱苦卓絕的抗戰也迎來勝利的曙光。70多年來，雖經多次變遷，大部分測繪圖紙完整保存至今，在新的國家建設中又有了新的意義。
測繪工作全部結束，測繪成果除了實測圖紙外，還有大量涉及建筑構件、彩畫的現狀照片，分門別類張貼在相冊之上，可惜大部分都在“文革”動亂中遺失。測繪圖紙則保存相對完整，包括墨線圖650張和彩色效果圖54張，共704張，全部圖紙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繪制，用墨線勾畫或彩色渲染在60×42英寸的高級橡皮紙上，圖紙完整、數據精確、制圖精美，至今仍舊線條清晰，色彩飽滿，堪稱中國古建測繪圖的范例。
新中國成立以后，這批圖紙和先后保存在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最后保存在中國文物研究所，即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為654張。1966年2月經文化部批準，將其中與故宮建筑有關的355張圖紙撥給故宮博物院，現收存在故宮博物院檔案室。
為什么704張圖紙只留下654張？其余50張哪去了？這又牽出了1948年的一段故事。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流行，政府借此在全國各地開展包括文化藝術類展覽等各類宣傳交流活動，宣傳中國的思想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這對長期受日本統治，日本文化影響深重的臺灣尤其必要。臺灣執政當局為了落實中央政府關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要求，迅速斷絕日本統治遺留的影響，試圖通過各種視覺工具教化臺灣民眾，以中華民族意識改造臺灣人的時空觀念，重建臺灣與大陸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上的聯系。
1948年11月在臺北中山堂舉辦了為期11天的北平文物建筑展覽會。展覽的主角就是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成果，展覽目的就是“期我同胞對于我國特有之藝術獲得認識；并籍以觸發國人之自信心，使我民族創造精神益能發揚而光大之。”
展覽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主辦，贊助單位有臺北市政府及教育所、建設所、鐵路局等機構。展品除50張古建筑實測圖，還有反映北京古建筑的油畫粉畫48張；古建筑彩畫實樣36張；古建筑實測和維修照片242張。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處盧實處長帶余鳴謙、單少康攜展品赴臺布展。因為辦展之時正值淮海戰役打響，時局難料，3人匆忙返回北京，展品滯留臺灣，下落也失去線索。中國文物研究所杜仙洲先生曾回憶，1994年，他赴臺期間曾由臺北大學美術館館長陳同寧引領，看過一批彩畫和圖紙，確認是1948年赴臺展覽的東西。但有人向臺灣朋友了解，臺灣并沒有這個機構，恐是杜公所記有誤。后來，筆者經多方了解，得知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保存了這批東西。前不久借赴臺之際，專程拜訪該館劉梅琴館長，見到了藏品，但只有1960年入藏的48幅油畫、粉畫，一個圖簽上還記有杜仙洲、付連興先生觀后留言，但仍沒有看到杜公說的彩畫和圖紙，這一批展品的謎團還有待揭開。
近幾十年北京城市建設飛速發展，古建筑保護的力度不斷加大，77年前完成的北京城古建筑測繪圖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2005年初，馬國馨曾用張镈先生收藏的當年由同生照相館譚正曦翻拍的玻璃底板，主編出版《北京中軸線測繪圖典》，盡管書中收錄的圖紙數量少很多，圖面效果和印刷質量也不高，還是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因此盡快將這批測圖高質量、完整地出版成為當務之急。
測圖的收藏單位故宮博物院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十年前已開始商議合作出版事宜。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也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北平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80周年，兩院正式決定編輯出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集》，以茲紀念。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和時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劉曙光院長對圖集的編輯工作做出通盤安排，確定了編委會機構和工作目標。
編寫組希望圖集的每幅圖都能做到“原樣”展現，為此對所有圖紙做了高精掃描，力求顯示圖面的每一處細節，除了對污損嚴重、影響閱讀的部位適當處理外，基本不做改動。為便于查閱，在圖紙右下角增加了總序號、標名等信息。遺憾的是未能將留存在臺灣的50張圖紙收入圖集。
編纂過程中，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樓慶西先生提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藏有62張中國營造學社30年代繪制的北京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希望收入本書。當時，營造學社曾以故宮宮殿為主開展測繪，后因日軍侵華，營造學社南遷，測繪中止，成果保存在天津某英資銀行地下室。1938年天津水災，營造學社存放的圖紙、照片等均被浸泡。朱啟鈐聞訊后派人前去搶救，最終僅部分資料保留下來，其中包括這62張北京中軸線古建筑圖紙，包括午門、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等16處建筑，真實記錄了當時的宮殿現狀，是一份難得的歷史資料。
2017年6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正式出版發行。這批圖紙得以保存和出版，以嘉惠學人，也是對老一輩人的尊重和懷念。而整理編輯出版這部《圖集》，除了感念先賢的恩澤，提供科學研究的便利，更是希望它所記錄的北京悠久的城市歷史文化得到延續，在保存城市記憶、明確城市定位、決定城市品質、展示城市風貌諸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