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寶古建筑-鑒真和尚主持建造唐招提寺
梁思成先生曾經說過，“對中國唐代建筑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雖不研究建筑，但建筑恰恰是參觀日本古都不可割舍的部分。唐招提寺位于奈良市西京五條。平城京時代這里曾是繁華地段，歷經千年歲月流轉，如今的唐招提寺一帶卻是一片田園風光。水田、菜地在眼前延伸，橙色的柿子、青綠的桔子就在身邊招手。一路上沒有追趕討要鹿煎餅的小鹿，沒有人聲鼎沸，卻有參拜寺廟應有的肅穆意境。
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特別是漢、晉、南北朝以來，中國建筑也達到了成熟時期，成為唐代燦爛文化藝術的一部分。在南北朝的三個半世紀里，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在中國傳統建筑的基礎上，中國工匠創造了中國獨特的佛教寺廟和塔樓。這一時期末，佛法通過新羅、百濟傳到日本；中國寺塔建筑的影響也到了日本。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如大阪四天王寺、奈良法隆寺等，與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建筑的血緣關系不必在這里重復。
鑒真干漆像
唐代統一穩定的政治形勢下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藝術、技術的發展，為建筑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但也對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朝首都長安、洛陽等城市的城市建設是在隋朝創建的大興城市的基礎上建造的。許多宮殿和無數寺廟建筑是唐朝建筑活動在這種條件和要求下形成的三個最重要的方面。
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城市。在當時，很少有像長安這樣有明確分區的城市——皇室居住的宮殿城市、政府辦公室所在的宮殿城市、普通車間——以及系統的街道和車間布局的城市。
洛陽在東漢的布局上是周禮·工匠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租右社，面對背市的城市規劃理想初步嘗試。然而，生活實踐證明，宮城梗住在城市，造成城市交通不便。
因此，三國初年曹魏建設的葉城和北朝末東魏建設的葉南城在城北中心布置了宮城。宮城以南都是住宅廣場，糾正了這一缺點。隋唐長安的整體情況是葉城、建康城、葉南城的繼承和發展，對當時中國城市乃至鄰國城市的規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宮城和宮殿作為都城的核心，在這些城市采用了南北軸線左右對稱的布局形式，文獻記載較多，恕不在此。
雖然唐代的城市和宮殿現在一無所有，但自解放以來，中國考古學家在洛陽、長安等城市遺址做了很多工作。已經發現或發現了這些城市的城墻、城門遺址以及幾條街道和市場的準確位置。鉆探工作仍在進行中。從唐長安大明宮林德殿遺址可以看出，唐朝宮殿的宏偉規模一般。這些宮殿建筑的藝術水平也顯示出一些殘留的雕刻磚、石柱和奇首。
雖然唐朝的皇室崇拜佛教和道教，但大多數人崇拜佛教。自南北朝以來，建造寺廟雕像的功德，經過隋朝和初唐100多年的發展，在開元和天寶的世界更加繁榮。從《京洛寺塔記》、《歷代名畫記》等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寺塔建筑、壁畫和雕像的盛況。
鑒真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文化、藝術、建筑盛開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熱情的建筑師。佛教史上說，十年來，他建造了80多座寺廟，造像無數。第五次東渡失敗，漂流到海南島后，他還在振州(今崖縣)大云寺重建了佛殿。
鑒真東渡的主要使命是弘揚佛教，但圍繞他的宗教活動，他和弟子為漢文學、醫學、雕塑、繪畫、建筑等日本天平文化做出了突出貢獻。天寶二年失敗的第二次東渡，有玉作人、畫家、雕檀香、雕刻、鑄造、繡師、修文、刻碑等工匠。這說明大和尚非常重視弘法所需各方面技術人員的配備。
在建筑和雕像方面，在他和他的弟子們建造的唐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它不僅是日本建筑遺產中的重要文物，也是研究唐代中國建筑的重要參考例子，也是中日人民幾千年來傳統友誼的紀念館。
奈良招提寺內的戒壇
唐長安城和宮殿對日本的城市規劃和宮殿建筑也有顯著影響。在規劃原則上，日本在第八世紀建造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可以說與長安城完全一致。雖然三個城市的大小和比例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是方形的城市輪廓；宮城位于城市軸線的北首；都布置了正角相交的棋盤街系統，劃分了方形車間；車間里有十字或并形的小巷；主干道直接對著一個城門；宮城正門也叫朱雀門，前面的主干道也叫朱雀(門)街(路)。
當然，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日本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建筑史學家已經指出了他們的關系。中日考古的考古工作者的古城遺址進行了探索，進一步明確了它們的相似之處。在中國，解放以來，對唐長安城墻、大門、多條街道、廣場、東西城市的位置和尺寸進行了初步調查或探索，也將有助于平城京和平安京的研究。
由于明清以來西安城位于唐長安宮的故宮，大規模挖掘唐故宮遺址是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文獻記錄中知道一點。然而，位于城外北部的大明宮和大門，以及包括元殿和林德殿在內的主要宮殿基地，已經進行了調查或挖掘。
大明宮的主要宮殿是以南北軸線為基礎的。丹鳳門在南面，含元殿在其北610米。從基址可以看出，殿堂本身的東西長約60米，南北寬約40米。臺基殘留部分高于當時地面約十米。從殘址上發現的柱基(方1.40米，上作復盆)可以推測殿柱直徑在70cm左右，從而想象殿的宏偉規模。含元殿前左右兩側有東西向的宮墻相連，向前引出翔鸞、棲鳳二閣。兩閣相距150米。以龍首山為基礎的含元殿。文獻記載，龍尾道上達殿基。在殿基前150多米處發現的青石柱，長1.40米，被認為是龍尾道石扶欄的望柱。
宣政門可能在含元殿北約160米處，宣政殿在北約130米處。殿址東西長近70米，南北寬約40米；兩邊還有東西宮墻。
包括元殿與宣政殿之間，還有幾個基址，可能是門下省、中書省、弘文館、史館、少陽院、昭德寺等建筑，還有待探索。
宣政殿北約60米處是紫辰門，北約70米處是紫辰殿遺址。殿址東西長度不可考，南北寬度約50米。
紫辰殿在北約200米處是太液池。池南有七個殿基，從東到西排列不整齊。考古學家認為可能是太和殿、清思殿、珠鏡殿、蓬萊殿、金鑾殿的遺址(其中兩個要考)。
林德殿是遺址完整且全部發掘的。紫辰殿西北約600米，距太液池西岸200多米。臺基南北長130米以上，東西長77米以上；臺分上下兩重，共高約2.50米。臺上從東到西有十排柱基痕跡，每排從南到北有十七柱。原墻殘基依然存在，可見是由前后四部分組成的一座寬約60米、深80米的巨大殿堂。殿前有東西階上臺。殿內主要部分地面鋪有精美的圖案磚。
林德殿主廳兩側還有連接并列的郁儀樓和相鄰樓；主廳與前廳相接處有東西走廊；兩樓與走廊屋之間有南北走廊屋，形成兩個庭院；院子里有一個亭子——東亭和西亭，都符合文獻記載。
林德殿周圍有門和走廊。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平面梗的片段。至于它的立體形象，還有待研究和恢復。
從日本建筑史家對平城京、平安京宮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兩京內宮與長安宮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也被宮殿環繞，城市被分成幾個長方形的庭院，圍繞著墻壁和走廊。每個庭院沿中軸線前后配置多個主要殿堂，左右對稱排列為次要殿堂。前后院墻中間有門，左右墻也有門。每個主要殿堂兩側一般都有廊屋與左右院回廊相連，分為一進院。唐長安和日本兩京的宮殿基本相同。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雄寶殿立面圖
從許多建筑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到許多一致性。宮城的正殿也被稱為太極殿。宮城或皇城的正門都被稱為朱雀門。長安宮城的正門被稱為承天門，平安京朝的正門被稱為應天門。應天門前左右有一個走廊向前延伸，每一層都建在盡頭，稱為棲鳳樓和翔鸞樓，而長安大明宮的元殿也以同樣的布局形式安置了棲鳳閣和翔鸞閣。
含元殿前有龍尾道，平朝京安堂院太極殿前有龍尾壇（文獻中也稱龍尾道）。此外，宇治平等院鳳凰堂在平安時期也與含元殿的布局相似。這些相似之處是中日文化傳統血緣關系的證明。
當然，以上只是當時中日宮殿的一些相似之處。至于區別，比如唐長安的宮墻是厚厚的土墻，城門一般都是在城墻上建的，而平城京和平安京的宮墻和城門則是回廊式的，門也是當地的。這里就不贅述這樣的區別了。
唐朝和平時期的宮殿今天已經消失了。然而，唐招提寺講堂最初是由平城京的東朝集殿建造的。這是當時留下的宮殿建筑的一個罕見例子。
一般來說，無論是長安、平城還是平安，無論是城市規劃還是宮殿建筑，我們只能從文獻記錄和考古發掘中獲得一些不完整的知識，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寺塔建筑是唐代建筑活動的重要范疇。其數量多，分布廣，遠遠超過皇宮。宮殿是皇帝獨有的，而寺塔廣受歡迎。自晉、南北朝有寺塔建筑以來，廣大人民的生活和城市山林的面貌都比以前豐富多了。隨著佛教的傳播，國家和人民用大量的財富和勞動建造了大量的寺廟塔，成為中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代的佛寺群在中國并不完整，只能從敦煌壁畫和少數其他回答中看到。壁畫中看到的可能是概念化的，但也可能是典型的：一般圍繞著走廊；外圍走廊的四個角落有一個角落；一邊是門，也是一個亭子形狀。更詳細的宮殿形象，可以從經濟變化中看出。
至于現有的唐代建筑實例，除了相當數量的磚塔，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香積寺塔、興教寺玄奘塔、嵩山法王寺塔、永泰寺塔、凈藏禪師塔等，日本祖先的學者，如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等，多年前進行了調查研究。在日本，鳥類、寧樂、平安等時代的寺塔不僅保存得很好，而且日本學者也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這里不需要重復。但需要指出的是，四天王寺、法隆寺、藥師寺等伽藍配置與敦煌壁畫相同，是隋唐佛寺群體研究的寶貴旁證。
對中國唐代建筑的研究，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公元八四五年，中國唐代以前的佛教建筑會昌滅法。木構殿塔，拆毀。雖然僅僅幾年后，宣宗又恢復了法律，但安史之亂后，戰爭依然頻繁，生產受損，財力匱乏。即使被毀的佛寺重建，盛時期也很難恢復宏偉規模。因此，據中國建筑史家近30年來的廣泛調查，今天遺留下來的唐代木構殿堂只有兩個，更不用說了說完整的群體。
這兩座罕見的唐代佛殿都在山西五臺山。其中較早的是南禪寺正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年)，是會昌以前幸存下來的佛殿。另一個是佛光寺正殿，是宣宗復法后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建造的。
在安史之亂之后，這兩座佛殿建成的時代，藩鎮叛亂相互呼應，李唐政權日益危險，民窮財盡，大規模建成已不可能。南禪寺正殿只有廣深三間；佛光寺正殿只有廣七、深四間。顯然，充其量只能算是唐代佛寺中的第二、三流殿堂，不足以代表唐代佛教建筑的壯麗規模和最高成就水平。首先，如果我們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它們作為低標準的基礎，從而推斷出唐朝全盛時期主要寺廟的宏偉氣象。
這兩座佛殿都晚于唐招提寺金堂:南禪寺正殿晚23年，佛光寺正殿晚98年。據日本建筑史家介紹，唐招提寺的地址原本是親王的老房子，比平城京的東大寺、西大寺小很多，也不是當時日本最高標準的寺廟。因此，與中國現有的兩座唐代佛殿進行比較和分析是合適的。
南禪寺正殿是一座平面近方形的小建筑，只有周圍的檐柱，內部沒有金柱。殿頂為歇山頂(歇山頂日本稱為入母屋)。柱頭上只抄偷心單拱造斗，不補間鋪作。殿內完全露明，無天花、藻井，梁架結構全部暴露可見。屋頂坡度只有1:3弱。除了不需要補間鋪作的特點與唐招提寺金堂略有相似之外，沒有更多的相似之處，所以不計劃在此進行分析比較。
但佛光寺正殿雖然與唐招提寺金堂(公元七五九年)相距近百年，但在結構上卻十分相似。
兩殿平面同寬七間，深四間；內部用金柱一周；同樣是單檐四注頂；內部也在柱頭斗架上施月梁，梁上施小方格天花。總的來說，雖然兩殿的大小略有不同(佛光寺正殿平面34.00×17.30米，金堂27.88×14.55米)，無論外觀還是內景，都呈現出非常相似的形象和風格，即唐代建筑的風格。但在這種共同風格下，兩座殿在細節處理上各有不同。這些相似之處就像兩個同胞兄弟的相似之處。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除上述大小之外，兩座佛殿的主要區別如下：
1.屋頂的坡度。金堂現有屋頂的坡度比佛光寺正殿的坡度陡得多。佛光寺正殿的頂部約為1：2。日本建筑史學家指出，金堂現有的屋頂是后來重建的。從恢復圖來看，兩者的坡度基本相同，因此沒有差異。這種相對溫和的坡度是唐代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
2.前檐下墻壁門窗的位置。佛光寺正殿正面的墻門窗位于前檐柱的一線，前面沒有走廊；金堂位于前金柱的一線，前面留有一條長長的走廊，使其正面效果與佛光寺正殿明顯不同。但必須肯定的是，這并沒有影響它們相似的風格。此外，金堂和正殿也有七個房間，五個房間有門，兩端都有窗戶，這沖淡了它們因走廊而呈現的差異。
3.斗拱的組合。就斗拱本身而言，金堂和佛光寺正殿有很大的區別。當然，它們也有相同之處：雙抄（每日稱為二手先）（每日稱為尾錘）。金堂單下昂，佛光寺正殿雙下昂）；第一個模仿跳頭偷心，不需要水平支撐（每日稱為肘木）。然而，由于它們的組合方法和細節處理不同，效果也不同。
在材料（即支撐和支撐的標準材料）的橫截面上，中國（唐朝至清朝）的做法一般為高寬3-2，而日本（金堂等建筑）的做法似乎接近4-3；中國耳、平、固定高度一般為4：2：4，而日本似乎接近三等分。這兩個不同的比例相對擴大了日本建筑的上下兩層支架或支架之間的距離。
在柱頭上的縱中線上，中國唐中葉以后更常見的做法是在第一層以上使用層層疊疊的支架；日本使用一層支架和一層支架。在這一點上，金堂的做法與中國唐代早期的做法相似（圖5）。
在佛光寺正殿的斗拱上，已經使用了重型拱門，而金堂及其前后期的建筑只使用單個拱門。在日本，在鐮倉時代（如圓覺寺舍利殿），重型拱門被廣泛使用。正如日本建筑史學家所說，這是禪宗在建筑中引入的反映。此時，在中國使用重型拱門是很常見的，如宋朝的法國建筑。南禪寺和佛光寺是中國最古老的例子。
下昂的處理方法差異尤為明顯。金堂的嘴微微向上灣起，橫截面垂直于地平，正立面呈矩形平截面；佛光寺正殿(以及晚唐敦煌壁畫和遼宋以后建筑實例所見)的嘴不僅沒有灣起，而且從上到下斜截成批竹昂，呈現出尖嘴的形狀。在昂嘴上的橫拱上，佛光寺正殿上看到的有耍頭，金堂沒有。
此外，在佛光寺的正殿上，兩根柱頭斗拱之間有一個復雜的補間鋪，而金堂只由矮柱和一個斗支撐在上下支撐。這是南北朝、初唐、鳥類、寧樂的古風，晚唐佛光寺的正殿已經看不到了。雖然這些斗拱的處理方法是細節，但對建筑風格影響很大。
4.墻壁處理等。佛光寺正殿的外墻是中國北方常用的厚磚墻，而金堂的墻是薄墻。因此，外檐一周的柱子完全暴露在金堂上，而佛光寺正殿除了前面，后面和兩邊的柱子都藏在墻里。金堂兩側有三扇全窗，而佛光寺正殿只靠后窗，在形象上也造成了輕重虛實的區別。
至于內陣的布局，因為前面有走廊，金堂內部比較局促。但佛光寺正殿的佛壇有五座，而金堂只有三座。這樣，局促的感覺就相對減少了。
雖然有很多不同，但總的來說，這兩座宮殿的風格是相同的或非常明顯的。1000多年前的木制宮殿在中國或日本都非常罕見。這兩座非常相似的宮殿可以作為當時中日建筑研究中最珍貴的例子。
在鑒真大和尚成立120周年之際，我興奮地接受了中國佛教協會從日本朋友那里轉來的指示。我不想無知，很高興寫作，以表達我對1200年前中日友好交流的偉大使者的自私和對日本朋友的深厚友誼。
我出生在東京，后來在橫濱和神戶附近度過了童年，直到十歲時辛亥革命后才回到祖國。在過去的50年里，我并沒有承認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深深仇恨，但童年的美好回憶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愛美麗的日本和善良的日本人民，他們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和藹可親。幼兒園和小學有教我的老師，有教我在須磨海濱游泳的漁民，有每天坐火車上學時在車上照顧我的車掌，……還有許多日本孩子在一起玩耍。
當然，當我開始研究中國建筑史時，伊東、關野等日本學者的努力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近年來，我還接觸到了幾位日本建筑師。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為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和勞動環境，為中日文化交流，為中日友誼，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奮斗。
當我寫凝思的時候，童年的回憶又出現在我面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者大正初年。我和父母一起去奈良旅游，遇到一座重建大殿的佛寺。父母曾經用一圓香資讓我在那次建造的一塊瓦上寫下我的名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童年的心意和瓦片一樣留在日本。我不知道我是否去過唐招提寺，但今天，當我紀念鑒真和寫作時，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和奈良！
同時，我也忍不住感慨。一千二百多年前，大和尚東渡弘法遭受了多少挫折！但他和弟子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終于克服了一切困難，突破了許多障礙，實現了他們的愿望，為中日人民建立了數千年的美好關系，積累了無限的功德。他遭受了大自然的打擊，多次受到唐朝官員的阻礙。今天，在中日友誼的道路上，美帝國主義和日本的反動勢力設置了許多障礙，這違背了兩國人民的愿望。讓我們學習真正的崇高精神，粉碎一切人為障礙，進一步鞏固中日友誼，交流互助經濟、文化、藝術、科技，共同努力！鑒真大師的精神必將日益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