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古建筑中的珍貴文化瑰寶
匾額作為中華民族獨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練的詩文、精湛的書法和深遠的寓意，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辭賦詩文、書法篆刻、建筑藝術融為一體，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述說著上千年的歷史，被稱為“古建筑的靈魂”。歷史上曾出現“無處不匾”“無門不匾”的盛況。
1.源于古人對門的重視
提到匾額，許多人可能覺得很陌生。但如果說到老字號商鋪“稻香村”“張一元”，再到皇宮寺廟的“太和殿”“雍和宮”，就會感到匾額離我們并不遠。它既是一種文化載體，也是一種傳統象征，既是人文風景，更是歷史印記。
匾額興起于先秦，歷經兩千余年沉淀與打磨，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一個自成體系的分支。匾額簡稱為匾，古代“匾”寫作“扁”。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對“扁”作了如下解釋：“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即點出了匾額作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匾額，又稱扁額、扁牘、牌額、牌匾，簡稱為扁、匾或額。也有說，橫寫為“匾”，豎寫為“額”。中國的古建筑門屏上端，多綴有匾額，其特點為文字不多，一般二字、三字、四字。古代匾額大多為木質，也有石質雕刻的。不論木質或石質的，匾額一般為長方形，尺寸以門面大小而定，多為黑漆金字，醒目端莊，寓意深遠，措詞文雅，書法遒勁有力。
匾額習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對門的重視。在古代，門被稱為“衡門”，是一種領地的標識，我國一些少數民族至今仍然保留著在衡門上放置獵物作為其領地的風俗。當部落發展成為國家，氏族首領化家為國，衡門上的標志也簡化成為文字，成為了國號。我國古代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商朝的國號為商，《詩·商頌·玄鳥》中曾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極像衡門之上放置鳥牲。
中國的古建筑，舉凡樓、臺、亭、閣或軒、榭、堂、館，匾額是不可缺少的裝飾品，相當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額在建筑物中占據了顯耀的位置，因此極受古人重視。史載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臺禮天，榜名“靈臺”，可以說是歷史上匾額雛形。自秦始皇統一始，真正意義上的匾額就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制度得以頒布施行。秦《會稽石刻》記載：“秦圣臨朝，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其中的“顯陳舊章”，確立了匾額的地位與使命。秦朝的書體定為八種，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和隸書。署書又稱榜書，就是寫匾額用的字體。
《太平廣記》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三國魏明帝時建凌云臺，韋誕奉命“題榜”，但“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繩亙引之，使就榜書之”。皇帝為了匾額的完美已經不顧臣子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數十米高，韋誕“因致危懼，頭須皆白。乃擲其筆，比下焚之，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為，懸掛高空去題寫匾額，因為恐懼，韋誕頭發和胡須轉眼間變白了。回到地面，他把毛筆燒掉，表示再不寫榜書，并且還將不準子孫學習榜書寫入家規中。
2.商鋪掛匾額招攬生意
匾額廣泛流傳，由官方傳至民間是從唐末開始的。當時里坊制度被廢除，百姓可以臨街開店，掛出各自的匾額來招攬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經濟繁榮，匾額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圖》的畫面中能看到汴京街道上，兩旁并列著各種店鋪、作坊，其中有酒樓飯店，也有金銀鋪、裱畫鋪和醫藥鋪，如“劉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藥鋪）、“王家羅錦匹帛鋪”（綢緞店）、“劉三叔精裝字畫”（博古齋裱畫鋪）以及“趙太丞家”等醫鋪。
俗語道：“創出金字招牌，買賣找上門來”，流入民間的匾額逐漸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鋪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實際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標，它往往同優質的商品聯系在一起，同顧客的認同感、信任感聯系在一起。
店家的招牌常喜歡用吉利字眼，比如北京老字號“內聯升”中的“內”指大內宮廷，“聯升”示意顧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宮廷官運亨通，連升三級。
可口可樂的第二任總裁伍德魯夫曾說過，“如果可口可樂公司一夜被大火燒掉了廠房和設備，只要給我‘可口可樂’這四個字，我照樣可以東山再起。”這就是品牌的價值。
電視連續劇《大宅門》里，“百草廳”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奶奶以“白家老號”的匾額作為白家私產為由參股。電視劇并非虛構，民國年間的一場大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伙計，闖進火海，冒死將“六必居”的牌匾搶了出來，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動，將這位老伙計命為“終身伙友”，并終身“高其俸”。
上世紀30年代，上海老字號童涵春堂曾因債臺高筑，不得不把部分產權出售，經過出、受盤人雙方協商，在出盤的時候，將牌譽這塊無形資產作價80萬兩白銀，折合112萬枚銀元，可見名店招牌的珍貴。
3.祝壽匾額成清代風尚
除了為建筑物和商鋪“標識名稱”外，匾額在古代還是宣揚教化的重要傳播媒介，宣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維護社會秩序和規范倫理道德。
《后漢書·百官志》記載：“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北宋抗遼名將楊業一家世代忠良，忠心報國，宋太宗趙光義賜金五百萬敕建一座“清風無佞天波滴水樓”，并親筆御書“天波楊府”匾額，下旨滿朝官員凡經天波府門前經過，文官落轎、武官下馬，以示對楊家的敬仰。宋徽宗還曾賜唐朝大將陳元光之廟以“威惠廟”的匾額，以追思其開發漳、潮地區之功。在當時能獲得官府或皇上的匾額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不僅是家族的光榮，能夠澤被后代，還可以成為一個地區的光榮。
明清之際，牌坊匾額成為最高統治者褒獎功德孝賢的重要形式，需經皇帝降旨或恩準才能建造，在正樓檐下和頂枋之上的正中間建有一個小龕，內有一塊小石板，上鐫“圣旨”“恩榮”等字樣。牌坊的主樓寫有匾額文字，匾額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者記錄表彰的緣由。在云南納西族“木府”前精工細作的牌坊正中，就安放著鐫刻明神宗欽賜的“忠義”二字的匾額。
敬老養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國禮儀之邦的文明標志，更是儒家和諧社會的思想內涵。
清朝律例規定，匾額作為一項特殊的旌表物品賞賜給壽民，從而使得匾額被廣泛運用到祝壽之中。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中所說的：“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馭，駐蹕于江寧織造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萱花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康熙稱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為“此吾家老人也”以及為其題寫“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匾額，充分顯示了康熙對曹家的恩寵和信任。
據說，乾隆登基后的第一塊匾，是賜予山東按察使黃叔琳，因其母吳氏年近九十，賜“德門壽母”額，而且在其執政的六十年中，凡朝臣七十壽誕，要員父母八十、九十高壽，乾隆都不忘題匾賜匾以彰慶賀。他的做法深深影響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等多位皇帝，使得老人祝壽匾在清代成為一時風尚，至今仍有大量實物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