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龜茲到敦煌——中國石窟藝術
龜茲石窟藝術和河西石窟藝術見證了佛教石窟藝術從傳入中國而后繼續發展的過程，在佛教藝術的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社會的物質和精神交流，由此而來的交流孔道存在于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正是在這種交流的脈動中，人類文明得以產生、發展和創新。
絲綢之路跨越了歐亞大陸，將東西方文明連接起來，促進了人類文明的交流和人類社會的進步。
古代龜茲（今新疆庫爾勒）、涼州（今甘肅武威）和敦煌是這條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它們既得益于來自絲路的豐富養分，發展起極具特點的本土文明，同時又將這種文明進一步向東輸送，豐富了中華文明。
公元3世紀至4世紀，佛教在龜茲逐漸繁盛，高僧輩出、僧尼眾多，蔥嶺以東、塔里木盆地邊緣諸國的王族婦女都來此受戒學法。也有許多僧人和居士前往內地譯經或者傳教，其中最為有名的是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祖籍天竺（今印度），家世顯赫，其父出身古天竺名門，母親為龜茲國公主，出生于龜茲。幼年，鳩摩羅什跟隨母親一同出家，曾游學天竺諸國，遍訪名師大德，成為當世聞名的佛學大師。他曾在涼州居住十幾年，姚秦時被迎入長安，組織翻譯佛經，總計翻譯經律論傳94部、425卷。他的譯經深入淺出，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弟子眾多，對推動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彼時，開窟造像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拘夷（龜茲）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雕鏤，立佛形象，與寺無異。”龜茲成為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
今天，保存在古代龜茲境內的石窟被稱為龜茲石窟。這些石窟往往成群分布，規模不等，大約有十幾處，保存洞窟總計達600余個。保存較好的主要有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瑪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臺臺爾石窟、溫巴什石窟以及阿艾石窟。
龜茲石窟藝術中薈萃了世界各種文明的元素，多元性是龜茲石窟的重要特點
龜茲石窟禮拜窟的主室券頂頂部常常繪有日天。日天是佛教中的天界諸神之一，掌管著太陽的正常運行。龜茲石窟中的日天形態多樣，既有源于自然的圓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于馬車之上的王者造型。后者的思想溯源顯然是受希臘太陽神阿波羅神話的影響。而頭戴虎皮帽的金剛形象更是古希臘大力神赫拉克利斯的東方翻版。金翅鳥是佛教的護法神，雙頭鷹形的金翅鳥，反映出西亞文明對佛教造型藝術的滲透。佛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則是中亞地區商業文明的印跡。此外，身著各種服飾、形態多樣的世俗人物畫反映著多元文明在龜茲地區和諧共存。
這種多元性的文化元素給龜茲藝術家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在他們的手中，這些元素被巧妙地組合起來，創造了瑰麗多姿的龜茲石窟藝術。
中心柱窟是克孜爾石窟洞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創新，該類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為中心的“支提窟”，但在保留其基本結構和功能的基礎上，結合克孜爾當地砂巖的結構特點和中亞、西域游牧民族的喪葬、生活特點而形成。
在龜茲石窟建筑藝術中，除了中心柱窟，大像窟的開鑿也是其重要貢獻。這種洞窟形制規模宏大，洞窟主室中塑造的大立佛，是其后中亞阿富汗巴米揚東西大佛和我國河西、中原石窟中雕鑿大立佛的濫觴。
龜茲石窟壁畫藝術的題材主要是和釋迦牟尼佛有關的故事畫，包括本生、因緣和佛傳等，數量眾多，有“世界佛教故事畫的海洋”的美譽。
充滿韻律感的菱格形構圖以及對比強烈、格調寧靜莊嚴的色彩運用，使得龜茲壁畫極具裝飾感。形體造型中，線條是主要的造型手段。線條粗細均勻、剛勁有力、富有彈性，頗有曲鐵盤絲的效果。衣紋塑造一般用兩根線為一組的繪畫方式，隨著身體結構的起伏附著在形體上，是“曹衣出水”畫法的最好詮釋。傳自印度的暈染法也得到了很好的運用。龜茲畫師采用不同明度的同一色彩，由淺入深或由深漸淺，層層重疊，層次分明地對表現對象加以暈染，使得表現的物象具有很強的立體感。
龜茲壁畫中呈現的多元文明的爭奇斗艷，反映出龜茲文明的開放性和文化自信，也是龜茲佛教文化繁榮的見證。
佛教進入龜茲地區大約200年后，河西地區的佛教及藝術開始繁榮
甘肅玉門關以東的河西石窟共有17處，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附近的莫高窟。另外還有西千佛洞及南湖店石窟、肅北五個廟石窟、安西榆林窟、下洞子石窟、東千佛洞、玉門昌馬石窟等。酒泉附近有文殊山石窟。張掖南有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及上中下觀音洞、民樂童子壩石窟等。武威附近有天梯山石窟、圣容寺、云莊寺、石佛崖、皇城石佛崖等處石窟。這些石窟始創于北朝的有12處，其中最早興盛的的是涼州地區的石窟群。
魏晉以來，河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一直在涼州。
涼州地處佛教東傳中原的交通要道，往來僧人都會在此停留或常駐。這一時期先后統治這里的王朝大多崇信佛教并大力倡導，組織高僧住持譯經。鳩摩羅什就曾在涼州停留十幾年，很多涼州僧人也積極西行求法。在5世紀中葉北魏統一北方之前，涼州一直是佛教傳播的中心之一。
這一時期，涼州的開窟造像活動也非常興盛，尤其是在北涼政權時期。
涼州石窟的開鑿與當地佛教重視禪修密切相關，這也是龜茲地區的佛教傳統。再加上涼州節制龜茲由來已久，龜茲長期與涼州保持著密切聯系。隨著經龜茲東來涼州和自涼州西去龜茲的僧人日益增多，涼州石窟盡管在表現佛教教義上與龜茲石窟有著明顯差別，但是藝術形式上還是可以看到龜茲藝術的影響。
文獻記載，沮渠蒙遜曾經在天梯山石窟設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加上炳靈寺石窟第20窟貼塑大像于崖壁上，以及天梯山、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處的方形或長方形塔廟窟，應當是受到了龜茲石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的影響。涼州石窟中雕塑的釋迦牟尼、交腳彌勒、思惟菩薩等題材，是龜茲石窟常見題材。金塔寺千佛洞中心塔柱龕外與窟頂繪畫或影塑大型飛天，前者多見于龜茲大像窟，在塑像大部被毀的龜茲石窟中，雖然沒有可以對比的資料，但在龜茲西南今巴楚東北的脫庫孜薩來依佛寺遺址（也屬于龜茲佛教藝術范疇）中，也出土了姿態類似的大型飛天形像。此外，文殊山石窟和炳靈寺169窟壁畫中的人物采用了暈染的方法以體現人物的體積感，這也是龜茲藝術的典型特點。
當然，涼州石窟中盡管出現有上述龜茲藝術的因素，但它卻是與龜茲石窟不同的佛教藝術類型。
首先，它們反映的思想內容不同。涼州石窟中非常普遍的題材，如千佛、十方佛、一佛二菩薩、西方凈土、釋迦多寶并坐以及維摩詰變等，體現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而龜茲石窟反映的主要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一佛一菩薩”和“惟禮釋迦”的思想。
其次，涼州石窟中也出現有龜茲佛教藝術的元素，但都是為了服務于涼州佛教的基本佛教思想的，它在涼州佛教藝術中的地位、作用和內涵與龜茲佛教的不同。
涼州佛教及其藝術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對北魏、南朝乃至高昌等地的佛教及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7世紀，隨著大唐帝國的來臨，敦煌石窟藝術進入了鼎盛期
據敦煌石刻和藏經洞遺書記載，敦煌石窟的開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西鄰龜茲，因而它的早期石窟藝術中，無論是洞窟形制、壁畫題材還是藝術風格，都明顯受到龜茲石窟藝術的影響。首先是中心柱窟在這一時期的敦煌地區很流行。根據學者研究，敦煌石窟早期洞窟有36個，其中有18個中心柱窟，約占一半；壁畫題材中，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占據很大比例；此時期，敦煌石窟中繪制的本生故事有十幾個，大多可以在龜茲石窟中找到，構圖形式中單個畫面表現單個情節或多個情節的藝術樣式占有很大比例；人物形象多用鐵線描勾勒輪廓，而后采用龜茲式的暈染法形成立體感，顯然是龜茲石窟藝術思維的東傳。此外，飛天造型多為“U”形，與克孜爾石窟中新1窟后室券頂的飛天相似；紋飾中，多見具有西亞和中亞特點的忍冬紋。
唐代是敦煌歷史上的重要發展時期。大唐王朝開疆拓土，威震四鄰；開明的民族政策，保證了邊境安寧。與中原王朝的強盛同步，敦煌石窟在這個時期也有了長足發展，來自龜茲石窟的藝術元素大多被改造，和諧融入敦煌石窟藝術中。
唐初，龜茲式的中心柱窟仍在營造，但是數量已不多。代之而起的是空間更為開闊的殿堂窟，其最大變化就是原來洞窟禮拜中心的佛塔被去掉，代之以佛像。這種洞窟類型適應了從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過渡的需要，因而成為敦煌石窟以后的主要洞窟類型。
壁畫題材上，本生、佛傳故事仍然存在，但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經變畫成為主流，大乘法華、華嚴和凈土思想流行；構圖上，單幅畫面仍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連環畫式、中堂式和屏風式構圖盛行；藝術表現上，以中原傳統的蘭葉描為主，鐵線描等也有使用，并注意針對不同的對象將它們結合使用。
暈染法的使用也達到了新的水平。敦煌畫師們常常將人物的不同部位分別采用龜茲式的疊暈法和中原式的高染法加以表現。此外，有的壁畫中還使用了平涂勾線法和渲染法來表現人體的立體感。
敦煌石窟藝術至此完成了鳳凰涅槃，它將龜茲石窟藝術的風格元素和中原漢地的傳統藝術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產生了中西合璧、宏大華美的敦煌石窟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