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歷史建筑桃花河畔的民國風格小樓
它是國民黨愛國將領的故居，也是歷史的傳承和見證2015，羊年無春，在傳統中這樣的年份似乎總讓人感到一絲傷感與惆悵。有人為這一年出生的孩子擔憂，仿佛這些孩子從一出生起便注定了日后的坎坷與艱辛，仿佛連將其帶到世上的父母也對其充滿了愧疚。
而在七個輪回之前，在一個寒冷的羊年末冬日，杭州西大街安吉路編號1-6-3268-2地塊易主。對這一地塊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新生，而對這個新生兒而言，誕生在這么一個風雨飄搖的凄冷時節，也仿佛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歡離合將永難落幕……
瞿晏，60來歲，清癯而矍鑠，退休前是醫療系統干部，20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加入了杭州市歷史建筑保護志愿者團隊，自此，每年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走訪、勘察歷史建筑的前世今生。而安吉路37號，是她2014年的工作重點。
“起初接觸歷史建筑保護，純粹是因為興趣愛好，更深入的研究以后卻發現，做這個事情太有意思了，也很有意義，學到很多東西。”談到歷史建筑，瞿阿姨像打開了話匣子，而說到安吉路37號，就更有故事性了，“這個房子位于是國民黨愛國將領建造的，建國后又住過共產黨的革命干部，背后的故事特別多，在我看來，安吉路37號的歷史就像中國的歷史，和中國這么多年的命運息息相關”。
第一任主人：國民黨愛國將領俞星槎
1932年1月，俞星槎購得西大街安吉路編號1-6-3268-2地塊，成為此地新主人，這便是今天的安吉路37號。
1934年，俞星槎在所購地塊上建成兩層歐式樓房一座、院落南大門（門廂）一處，建筑面積共461.61平方米，又于地塊西北角建了80.16平方的平屋，總建筑面積達541.77平方米。樓房很是考究，有水電井、電燈、自來水、衛生設備等，歐式樓房前后還打造了花園，當時的門牌號為西大街安吉路6號。俞星槎夫人和五子一女及男仆女傭長住此樓。
俞星槎（1893-1940），浙江東陽吳寧鎮人，譜名堯俊，字和墀，原名詠裳，別號江東。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俞星槎算不得出名，但他在1914年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期間，遇到了一個將來在民國戰場上赫赫有名的同學——“小諸葛”白崇禧。而俞星槎與白崇禧不但是同學，甚至還同桌同寢室，這也注定了他這一生都將與這支民國中央非嫡系王牌軍（即桂系）一道起落沉浮。
此時的俞星槎，可能連自己也沒有料到，自己人生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一段經歷即將上演。1928年冬，北伐戰事結束，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定于1928年12月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預備會議，邀請各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出席會議。各方為保存己方實力，難以達成協議，矛盾難以調和。
上海已非久留之地，李宗仁決定離開上海回前線指揮戰爭,但李住的那座花園式小樓早受到監視。李派廣西駐滬辦事處處長俞星槎去看上海市市長張定璠，密商離滬辦法，張定璠派人設法購得外輪船票。
為了避開特務的跟蹤監視，李在動身前三天，即在上海寓所“融園”門上張貼一紙，上書“目疾加劇，醫囑謝客”，拒見任何人。上船之前，俞星槎在黃浦江僻靜的上海市政府專用碼頭雇好一艘汽艇。
1929年3月25日晚，李宗仁帶著侍從副官季光恩出了“融園”，乘車去中國飯店。李宗仁的汽車剛駛出法租界，后面便有一輛神秘汽車緊跟，到飯店后，尾隨的神秘汽車里面鉆出兩人，一左一右守在樓梯旁。李宗仁片刻不敢耽擱，在副官帶領下從后面工人專用的樓梯下來。此時張定璠在后門已經準備好另一輛汽車，李宗仁坐上汽車，飛駛向黃浦江邊一個上海市政府的專用碼頭，俞星槎等候在那里，他們匆匆登上汽艇，徑直開往吳淞口，轉搭另一艘郵船去了香港，再經香港返回廣西。
李宗仁逃離上海的第三天，即3月27日，蔣桂戰爭爆發。
俞星槎在其中貌似一彈未發，但他也許真真切切地改變了歷史進程：倘若當年李宗仁未能全身而退，也許蔣介石將輕而易舉消滅各方軍閥勢力，從而能夠集中力量圍剿當時尚未燎原的井岡山紅色火種……
而日后隨著桂系勢力的再度得勢，俞星槎也一度平步青云：1937年8月13日進階陸軍少將；1938年6月2日再晉陸軍中將；1939年10月赴重慶，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高級參謀室主任等職。自此俞星槎終于攀上人生的頂峰，進入了當時中國的核心權力圈。
但人生又一次與俞星槎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1940年5月22日，俞星槎奉令飛赴重慶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5月25日晚8時前后，車行至重慶市區南部長江邊的菜園壩時，因日寇轟炸，公路上彈坑密布，座駕顛覆，俞星槎不幸身亡，享年47歲。這位安吉路37號的首任主人，就這樣在歷史洪流中匆匆謝幕，不知終其一生，究竟有多少時光在自己的這片宅院中度過。
不對稱的立面，仿佛一段音樂的旋律為了拍攝安吉路37號別墅，瞿晏曾多次進入這個院落。但在院落中，無論從哪個角度拍攝，都無法取其全貌，為此她還多次進入省團校和物產公司等附近制高點取景。
“去了很多趟，一次次的走訪里面的住戶，拍照片。有時候住戶不在家，只能無功而返，有時候住戶不接受采訪，只好借助社區居委會的力量。說起來，安吉路37號應該是我這幾年遇到的最難啃的‘骨頭’”。瞿阿姨笑著說。
這座兩層西式別墅的南北軸大于東西軸，并且是不對稱的。“不對稱，應該是安吉路37號建筑最大的特點。”瞿晏介紹道，“古建筑都講究對稱之美，而這個房子恰恰是不對稱的，站在高處往下看，它的平面中軸不對稱；從立面看，則東、西、南、北四個立面皆不對稱。它的線條不是直的，而是高低起伏的，是不是很像一段音樂的旋律？所以說，安吉路37號很好的詮釋了‘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個說法。”
此外，安吉路37號屋頂構造較為復雜。普通歇山頂為九脊四坡，而該別墅多達十八脊十二坡。歇山頂的正脊為南北走向，正坡位于屋頂的東西兩側，屋頂南、北側山花位置設有老虎窗，最北端坡屋面設有煙囪。俯瞰小樓，非中規中矩的屋頂反而顯得更有韻味。
別墅外墻為一水的青磚，青磚墻可見不同窯口的記窯磚，上刻“倪增茂”“侯巫洪”“和恒”等字樣，立面的不對稱及凸出的柱狀豎線條增加了墻面的豐富感。勒腳處有長方形氣孔，以防止建筑受潮。小樓的前后幾個入口處臺階形狀各異；有弧形、半圓形、直跑形等，頗具逸趣。
原樓房有東北角及南面兩個出入口，現東北角出入口仍保存，南面的出入口已不再使用。原樓房東南角為室外走廊，現二樓室外走廊已封閉，一樓室外走廊部分保存，可見銅錢狀的水泥欄桿。
樓內地面、樓梯、扶手、欄桿、門窗皆為木制。樓梯設置于樓房西北部，面對東北角出入口。扶手上有簡潔的雕刻，扶手近轉角處弧形處理手法較奇，在杭城別墅中少見。
歐式樓房前后原各有一處庭院，即南北花園，四周以泥墻圍護。
原來的安吉路37號正大門，開在緊鄰安吉路的南花園的院墻上，紅漆大門頗為氣派，門上有一對很大的銅環，大門兩側是兩間小房。一進門，便可見兩排冬青及樓房南面出口處的兩尊石獅，南花園內種有桂花樹及葡萄藤。
當年的北花園與安吉路35號僅一墻之隔，花園里有一片幽靜的竹林，有可乘涼歇息的石桌石凳，還有一口與建筑同時代的老井。居民們說，夏天吊個西瓜下去冰著，晚上拎起來，透心涼。
后來南花園被二層簡易樓房取代，成為安吉路38號。北花園上也建起三層樓房，即現在的安吉路36號。37號大門也因此改開在別墅東側的安吉支路上。
目前，兩層歐式別墅周圍搭建了不少雜亂的披屋，老人們口中漂亮的南北花園已蕩然無存。
民國時，安吉路一帶屬于杭州城西，是個鬧中取靜的好地方。如今的環城西路就是當初的西城墻，而西城墻外有一條桃花港河。清代詩人王洪曾描述了桃花港河春天的景象，“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可以想象，當時的桃花河畔景色之美，再加上離西湖也不遠，因此，民國年間，許多達官貴人、文人墨客以至后來的軍閥、新興的民族資本家（如林和靖后人、書法大家沙孟海、著名教育家莊澤宣、國民黨將領俞星槎、民族資本家都錦生）等，都在此處結廬建宅，一時間，安吉路、昌化路上，錯落有致、風韻各異的民國小樓點綴其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只可惜，建國后大都拆掉了，僅余安吉路35號、37號兩座別墅。
這些曾經的記憶，今人已知之甚少，只有從居住在此大半輩子的老人口中才能了解一二。86歲的張秀老人，離休前系省廣電廳處級干部，已在安吉路37號居住了半個多世紀，早已成為了這段歷史的一部分。1964年，張秀與愛人眭中搬進這座青磚小樓，那時她家在一樓（現調整為二樓），二樓住著省委宣傳部長的金韜一家。眭中是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1949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南下解放杭州，后在省軍區工作，轉業后至出版局任領導工作，文革時被迫害致死，年僅46歲。
而金韜（1913～1966）是江蘇省江陰人，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投身革命。在杭期間，金韜歷任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等職，1955年4月起任省委委員、省工業部部長、宣傳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開始，浙江省委宣傳部被指“閻王殿”，宣傳部長金韜被誣殿主，1966年9月金韜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間，金、眭兩家遭受沖擊，此樓原一層一戶居住格局被打破，變為多戶雜居。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該建筑南側花園被建成兩層簡易樓房，北側后花園被建成三層宿舍樓一座，原樓房西北角平房拆除。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杭州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戶流動較大，現為民居雜院。
2004年6月，安吉路37號別墅被杭州市政府列入第一批歷史建筑保護名單。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任時光流逝，張秀老人依舊在這老樓中居住，天氣好時在院子里曬曬太陽，回味咀嚼著那些只屬于她自己的過往歲月。
瞿晏也依舊腳步匆匆，安吉路37號并不是她的最終目標，作為一名歷史建筑保護志愿者，她要接過張秀這樣的老人的回憶，再把它傳承下去，就像接力一樣，永不止步……
